以电动化和智能化为牵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凭借电池技术、电驱动系统及无人驾驶等核心领域的颠覆性突破，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科学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层次地融合，不仅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培育未来产业的重要抓手，更是提升我国全世界汽车市场的竞争力的关键路径。本研究以颠覆性技术创新理论为基础，结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概念特征和发展现状，剖析其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并探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演化路径。同时，本研究之后发现其演化过程本质上遵循颠覆性技术与主流技术竞争迭代的客观规律，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驱动颠覆性技术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人工智能作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以颠覆性技术创新重构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格局。随着AI和实体经济深层次地融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通过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系统性和颠覆性突破，加速推动汽车行业从“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空间”转变。在政策引领上，我国不断加大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持力度，已连续两年列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一马当先的优势”[1]。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则再次明白准确地提出“全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新一代智能终端”[2]。这标志着我国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从“巩固扩大”到“全力发展”的战略转变和重视，逐步将智能网联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和产业化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目前，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智能化程度优势显著，使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上半场的电动化发展中实现了“弯道超车”。随着汽车产业的持续变革，智能网联技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应用不断深化。二者的融合呈现出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新能源汽车具备智能网联功能，强化驾驶的便捷性和安全性；而智能网联技术则通过数据交互，推动着新能源汽车的迭代升级。这两者的深层次地融合，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协同驱动的表现。相较于国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颠覆性技术创新路径，国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多为低端颠覆性技术创新。两类颠覆性技术创新路径同时存在与发展，并相互竞争，通过不断演化，构成混合颠覆技术创新（张枢盛、陈劲，2023），极大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当前学术界从协同创新、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技术创新等视角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开研究，探究了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突破，智能网联架构融合与双碳政策驱动的关系。但现有研究仍然是以单一智能网联技术或新能源汽车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双重驱动视角，系统分析其颠覆性技术创新演化路径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在智能网联技术与新能源汽车两者融合的基础上，系统解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演化路径，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实践中如何有效驱动颠覆性技术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智能网联汽车（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ICV）是车联网与智能驾驶技术的有机联合。车联网概念起源于Nijkamp等（1996）提出的远程信息处理（Telematics）技术。在Turner（2000）道路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和Sastry（2002）车辆远程信息技术探讨研究基础上，Matthias（2005）系统整合提出车联网概念，将车内、车际通信整合为可持续网络架构。2009年G-Book和Onstar正式引入我国，标志着我国Telematics技术进入商用化。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提出车联网是通过车载电子标签与无线射频技术，实现车辆全维度数据采集、分析及综合服务平台构建（王建强等，2011）。随着2016年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财政部发布的《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正式将智能网联汽车定义为集成先进传感器、控制器及通信模块，具备“车与X（人、车、路、云）”多维交互、环境感知及协同决策能力的新一代汽车。
新能源汽车（New Energy Vehicles，NEVs）作为全球环境保护意识提升下的产物，在技术演进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出独特路径。其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中期，匈牙利工程师Jedlik与美国工程师Anderson研发出首台铅酸电池电动汽车，虽受限于电池无法充电，但开启了新能源汽车的初步探索。20世纪初，内燃机技术革新促使燃油车凭借燃料便携性、续航优势及低成本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而电动汽车因充电设施不足退出市场。尽管在20世纪中后期电动汽车技术有所突破，但未形成全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共识。直至21世纪，锂离子电池单位体积内的包含的能量的突破，真正推动纯电动汽车实现技术复兴。从定义来看，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燃料结合新型车载动力装置，并集成先进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新型车辆，是最合适的智能载体。
进一步，融合新能源动力系统与网联技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运而生，与单一的智能网联汽车，或新能源汽车存在本质区别，新能源汽车聚焦汽车的动力来源，而智能网联汽车侧重智能化和网络化。基于此，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两者的基础上，融合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等多元化创新技术，构建起“人—车—环境”之间的智能信息交互和共融，推动汽车行业向智能化、高效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依托先进车载传感—控制—执行系统，结合AI算法，实现车辆对多维环境信息的实时感知能力与智能决策（孙琳，2024）。通过路径优化与自适应控制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在复杂道路条件下的安全驾驶，提供舒适且节能的驾驶体验（张陇平等，2023）。这种智能化升级不仅重塑汽车产品形态，更催生出产业链的颠覆性变革，尤其在固态电池、智能座舱、车路云协同等核心领域形成新的技术增长点。基于车与车（V2V）、车与基础设施（V2I）、车与人（V2P）之间的通信能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实现交通优化的同时，结合新能源汽车零排放或低排放，能够有实际效果的减少尾气污染，符合绿色出行的环保理念。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作为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的新型汽车，与传统汽车相比呈现出显著的技术革新特征，其核心特点体现在高度智能化、强大网联性和电驱动特性强三个方面。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成无人驾驶、自动泊车、自动避障等核心功能，明显提升交通系统安全性与运行效率。具体而言，无人驾驶技术融合高精度地图、多类型传感器及智能算法，通过实时感知环境信息，实现车辆在复杂场景下的自主决策与自主行驶，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提升驾驶安全性和减轻驾驶负担。智能自动避障系统则基于环境监视测定技术，实时自动识别行人、车辆等动态和静态障碍物，并据此自动调整行驶轨迹，增强行车安全性。自动泊车功能借助车载传感器与控制管理系统，实现停车位自主搜寻与精准泊车操作，优化停车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提高停车的效率和安全性。此外，车辆之间可以相互通信，实现车辆协同控制，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为构建高效智能交通系统提供技术支撑。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凭借其强大网联特性，构建起多维度信息交互体系，成为推动智能交通的核心载体。车联网技术，实现车与车（V2V）、车与基础设施（V2I）、车与人（V2P）之间的信息实时交互和共享。其中，车与车通信通过实时共享行驶数据和路况数据，实现车辆间协同行驶，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够提升交通效率，并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车与基础设施则是通过监测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从而能够实时获取交通信号状态和路况信息，提升通行效率。同时，道路基础设施能够最终靠收集车辆运行数据，以此优化交通规划和管理，实现交通资源的高效配置。简言之，基于互联网连接的远程监控、远程诊断、远程升级等功能，不仅能实时监测车辆状态，还能够最终靠车联网优化交通效率。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采用新能源电池驱动，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对改善环境质量具备极其重大作用。纯电动汽车以动力电池为单一动力来源，实现全过程零尾气排放，契合低碳发展目标。伴随电池技术的不断进步，其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显著提升，有效缓解用户里程焦虑，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则融合传统燃油动力与电驱系统优势，确保动力供给稳定可靠。此外，新能源汽车中的制动能量回收技术，可以将车辆减速过程中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存储利用，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能源利用率。同时，通过集成高效能量管理系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实现动力输出与能量回收的动态平衡，实现能量的优化利用。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与能源环境的时代背景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核心方向（舒文俊，2025）。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产业战略、法规建设和技术创新上占据领先地位（黎宇科、刘宇，2016；丁纯等，2024）。我国虽然在电动化阶段实现“弯道超车”，但在智能化下半场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技术研发层面，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研发难度大、周期长，需要长期高额投入（郭元源，2025），而现有自动驾驶控制算法存在能耗优化不足、轨迹规划能力弱、决策受限等问题（崔明阳等，2022；杜德慧，2025），距离成熟应用仍有差距。市场竞争中，消费者对智驾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高，相关车企需要平衡技术创新与产品质量安全。其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虽已开展“车路云一体化”部署，但各地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系统架构还不完备（岳超等，2024），制约新能源汽车的车路协同效果。而在数据安全与法规领域，数据权属、管理和价值分配机制缺失（黄丹凤、朱洁美，2025），导致数据流通共享困难。同时，自动驾驶责任认定、数据安全等法规滞后（刘法旺等，2021；），阻碍其商业化进程。最后，产业生态方面，我国汽车芯片和操作系统依赖进口（周天成等，2025），供应链存在安全隐患。同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足，跨行业融合因标准和利益诉求差异面临阻碍（方海洲、包莉丽，2020）。
基于此，多数学者从协同创新、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技术创新等视角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开研究，研究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突破（赵福全等，2016；冯春林，2018）、智能网联架构融合（郑雪芹，2019）与双碳政策驱动的关系（赵文博，2022），发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呈现技术集成复杂性和生态多主体依赖性的特点（姜慧敏等，2019；等，2017）。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与可持续绿色能源融合的新一代汽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对碳中和目标实现、提升现代交通系统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殷媛媛、杜渐，2019）。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产业技术链协同（李晓冬等，2019；Tang等，2023；Na，2024）、国家政策适配性（冯春林，2018；Zhang；2020）两大维度，围绕跨界融合协同创新（边明远、，2018；董扬等，2018）、“车云协同生态系统”（晏欣炜等，2018）等领域，提出“新能源+智能网联”双驱动战略模型（郑雪芹，2019）和“车路云一体化”（左志强等，2023）等发展路径，强调电动化、智能化与基础设施形成协同创新发展网络。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一方面，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新能源汽车在技术创新上存在本质区别，后者以“单一能源替代”为逻辑，前者则以“能源—数据—服务融合”为核心（吴征等，2022），从而引发技术标准滞后于场景适配不足等问题（冯春林，2021）。另一方面，主体协同路径不够清晰，传统车企和新能源车企在技术创新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吴君民、钱佳丽，2024），产业协同研发效率低（王勇等，2024）。此外，国外研究多聚焦技术商业化与法规兼容性（Bagloee，2016），而国内虽强调政策引导与国产化替代（周德群等，2025；周时莹等，2023），却缺乏对充电网络互联互通的深入探讨，缺少能源系统与智能网络的耦合机制、用户需求与产业供给的动态匹配等跨学科研究。
颠覆性技术创新理论最早可追溯到熊彼特（1934）“创造性破坏”理论，强调新兴企业以突破性技术颠覆市场格局。20世纪中叶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将其引入军事研发（Dosi，1982），推动技术范式跃迁。基于此，Bower & Christensen（1995）提出颠覆性技术概念，构建低端颠覆与新市场颠覆双路径模型，揭示后发企业通过技术迭代取代主流技术的特性。Christensen（1997）进一步扩展为颠覆性创新理论，涵盖技术、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形成新入企业通过低端替代或新市场创造颠覆在位企业的核心逻辑。在颠覆性创新理论演进中，早期理论聚焦低端市场替代路径（Gilbert，2003），强调技术简洁性和渐进改进（Christensen，1997）。现有研究则突破低端限制，Nagy等（2016）将其定义为通过新功能、技术标准或所有权形式改变市场预期的创新，涵盖高端颠覆场景。最终形成低端颠覆、新市场颠覆（Christensen & Raynor，2003）和高端颠覆（Govindarajan & Kopalle，2006）、跨界整合颠覆四种基本颠覆性技术创新类型，但其本质都在于引发市场结构、技术轨道或产业生态的根本性变革。
随着理论不断深化，研究视角从单一技术视角延伸至商业模式、战略等系统创新（Si & Chen，2020），形成涵盖内涵特征（Christensen，1997）、演化路径（刘海兵等，2023）、影响因素（杨瑾，解若琳，2020）的研究主题。市场视角强调技术初期在主流性能指标上表现不足，但具备简单、经济和非竞争性特征（Christensen，1997），通过培育低端或新市场用户逐步渗透主流市场。技术视角下突出融合性（方曦等，2025）、突变性（Christian & David，2018）和新颖性（Hargadon & Sutton，1997），依托多学科融合突破传统S曲线，强调功能属性跃迁与技术轨道重构（黄鲁成等，2015；Kostoff et al.， 2004）。部分学者提出颠覆性技术涵盖技术新颖性、优越性和外部性三个核心维度（曲冠楠等，2023）。因此，学界对技术新颖性是颠覆性技术的关键特征达成共识。国家战略层面则关注技术的基础性、前瞻性（王康等，2022）和正外部性（Scott，2005）特征，强调通过科学突破提升国家竞争力（曲冠楠等，2023），并聚焦国家战略引导与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张立国等，2020；郭燕青等，2018），从而揭示颠覆性创新的非线性跃迁与生态依赖性（Adner，2002；周洋，2017）。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索颠覆性技术知识重组机制（黄海洋、陈继祥，2022），中观层面构建“技术—市场”双向匹配模型（杨晓雯、侯松，2021），宏观层面剖析国家创新体系与颠覆性技术扩散的耦合规律（张立国等，2020）。
在颠覆性技术创新理论发展脉络中，Schumpeter（1934）提出企业家精神是技术跃迁的核心驱动力，Christensen（1997）进一步拓展市场需求驱动理论，指出主流技术性能过剩催生颠覆性技术创新机会。作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代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深度融合新能源、智能网联和智能制造等核心前沿技术。本研究从技术演进、市场需求演变和政策制度支持三个方面，探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
技术作为驱动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对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发展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陈劲、刘海兵，2024）。自20世纪中期，Schumpeter提出技术创新线性发展理论以来，学界普遍认同技术演进对产业变革的驱动作用。Maddison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明显提升了创新效率。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颠覆性技术创新表现为后发企业通过突破性技术引入，从低端或边缘市场切入并颠覆重构产业格局的创新范式，其核心特征具有突变性、不确定性、时效性、超越性等多种特征。基于现有文献梳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技术驱动体现为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跨领域技术的融合以及自动驾驶领域三个方面。
首先，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汽车产业的技术架构。自动驾驶算法通过深度学习模型环境感知与决策控制的智能化跃迁（李东红等，2021），而车联网V2X通信技术通过车路协同提升安全性（Montanaro et al.， 2019），使单车智能向协同智能转变。其次，跨领域技术融合促进多维度创新势能。多源传感与车路协同系统等技术突破重构汽车动力与控制系统（张君兰，2022；赵文博，2022），5G通信与深度信念网络等AI技术驱动自动驾驶从渐进式创新向系统级跃迁（张陇平等，2023），进一步推动锂电池与自动驾驶算法对传统动力系统及安全标准的颠覆（李东红等，2021）。最后，在自动驾驶领域，高阶自动驾驶面临可靠性不足、长尾场景处理难题，需依赖边缘计算、可见光通信等新兴技术突破（蒋瑜洁等，2021），倒逼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具备更强大的AI算法。
市场需求通过影响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偏好与差异化特征，驱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演化进程。在技术创新方面，精准把握目标市场消费者需求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企业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必要条件。随着市场不断发展，消费者对颠覆性技术衍生新产品的性能表现、功能多样性与动态迭代需求日益显著。因此，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驱动力主要表现为消费者需求洞察、产业链结构重构以及商业模式创新三个方面。
首先，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终端市场的需求演变是核心驱动力。Christensen（1995）提出的颠覆性创新理论指出，新兴技术往往通过满足边缘市场需求实现突破。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消费者对环保性、智能化及服务化的功能需求，形成强大市场拉力（邢路遥，2025）。但消费者的需求体现为较强的地域性差异（熊勇清等，2019），这种需求分层特性使车企加大在感知算法、车路协同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其次，市场跨界竞争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传统车企面临ICT企业的技术替代威胁，而互联网企业通过V2X通信、高精地图等优势切入汽车供应链（武建龙，2021），促使主机厂加快技术布局（曹阳春等，2023）。最后，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技术商业化路径转型。比亚迪与特斯拉分别通过低端跨界和高端生态模式实现“换道超车”（张枢盛、陈劲，2023），吉利汽车则借助模块化架构完成从传统燃油车向“智能健康生态”的技术范式跃迁（张枢盛等，2021），阐释“技术—市场”双元协同理论对技术边界的突破（刘兰剑，2016；王媛等，2020），并借助技术赋能与产业集聚重构产业格局（武建龙、刘家洋，2016；苏屹、付宁宁，2023）。
科技创新政策通过构建外部环境，驱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颠覆性技术创新。在供给侧，政策依托科技计划，以财政补贴、金融投资和研发平台建设，推动技术创新与升级；在需求侧则借助消费税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促进颠覆性技术逐渐渗透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此外，在环境方面通过完善行业标准和市场规则，引导颠覆性技术与主流技术之间的良性竞争。三类政策协同进行，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奠定基础，实现从研发技术到市场应用的全链条驱动。
首先，产业政策通过战略规划锁定技术轨道。我国《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规划无人驾驶、车路协同等关键技术突破路径（孙玉涛等，2022），形成“技术攻关-场景验证-商业化落地”的全链条政策引导。同时，长三角测试示范区及地方政府出台专项政策，促进技术扩散网络形成（苏屹等，2023），形成差异化技术突破路径。在此基础上，“扶持性”政策降低企业投入风险，而“门槛性”政策倒逼技术商业化（刘和旺等，2023），这些创新性政策工具一定程度上激发企业技术升级动力（贺正楚，2018）。其次，通过统一通信协议推动车路协同技术规模化应用，开放专利战略构建技术生态（Jin et al.， 2024；张路蓬等，2018）。而政府通过专利强制许可、缩短审查周期等制度设计，降低后发企业技术获取成本。最后，监管沙盒制度通过限定场景、豁免部分法规允许技术试错（王家宝，2010），平衡创新激励与风险管控（侯郭垒，2018）。此外，各国通过专项计划与产学研合作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技术从研发到商业化的转变（邵云飞等，2024；侯冠宇等，2025）。
颠覆性技术创新呈现非线性演化特征，初期性能劣势（Christensen， 1995）、中期技术-市场适配（Adner， 2002）、后期生态位扩张（Ozalp et al.， 2022）。动态能力理论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解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演化路径提供了关键支撑。前者强调企业通过技术机会识别、跨领域资源整合与生态平台重构的三阶段跃迁实现颠覆性创新（唐方成等，2022）。后者揭示其演化路径既受政策驱动，也依赖企业从渐进创新向生态拓展的战略跃迁（王宏起等，2016；赵天一等，2023）。基于颠覆性技术的特征，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颠覆性技术创新演化过程划分为颠覆性探索、开拓和爆发三个阶段（张枢盛、陈劲，2023）。
智能网联技术作为颠覆性创新的核心引擎，驱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从根本上对传统技术和产业进行“创造性破坏”。相较于特斯拉“高位引领—高位跨越”的高端颠覆性跃迁范式，国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多为低端颠覆性技术创新（何琪等，2025）。在颠覆性探索阶段，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呈现非连续性与边缘性特征，技术突破遵循“低端破坏”路径。企业基于“性能取舍”策略（Nagy，2016），选择非主流技术路线，有效捕捉技术溢出机会。在无人驾驶领域，其高度依赖感知、决策和控制等多技术融合，从而重构了传统汽车的技术结构（Schwarting et al.， 2018）。基于此，现阶段以渐进式、突破式和混合式追赶路径，强调技术积累与市场定位（邢文凤，2016）。
此外，该阶段的市场拓展高度依赖外部政策干预。例如，政府补贴和碳排放政策，不断加速技术扩散（贺正楚，2018），有效降低用户对成本的敏感度；提出“政策-生态-竞争优势”演进模型，强调政府引导下的产业链协同（胡登峰等，2021），以及臧树伟（2017）强调政策导向与产业生态的协同作用，与刘和旺（2023）提出的“扶持性政策”理论相契合。该阶段技术采纳呈现离散化特征，企业协作以技术许可为主。电池厂商与整车企业维持传统供应关系，ICT企业单向输出通信模块（张利飞，2013；王静宇，2015），然而，各国通过补贴、科技专项加速了电动化与智能化融合。
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颠覆性开拓阶段，其核心以利基市场为关键突破口，将颠覆性技术转化为产品实现价值创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市场颠覆的本质，实际上是颠覆性技术与主流技术所创造产品间的竞争，通过重构自身价值体系，形成新体系以取代主流技术的价值体系。在该阶段，技术突破从组件创新向系统级重构的跨越，以局部量变引起系统质变。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锂电池技术颠覆传统动力系统，国内汽车比亚迪通过电池技术垂直整合实现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国外汽车特斯拉通过“视觉算法+AI芯片”技术融合实现架构级创新（李东红，2021）。以软件定义汽车成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OTA远程迭代技术，与“硬件预埋与软件付费”模式相互促进和发展（束超慧，2022），重塑产品生命周期价值。
此外，市场拓展呈现出“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变革”双轮驱动的协同效应。在高端市场领域，Chen（2019）指出，特斯拉Model S以智能化差异替代传统豪华品牌，并通过从Roadster到Model 3的产品迭代，逐步优化性能集成性。相比之下，传统车企的分散供应链难以实现深度整合。而在新兴市场领域，蔚来汽车以“硬件+软件+服务”一体化模式，但尚未构建起成熟的盈利体系（杨桂菊，2020）。这种价值创造逻辑的转变，推动产业生态系统从链式结构向价值网络转变。学界普遍认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亟须强关联性的跨界合作融合，互联网企业以ICT技术赋能车企，并以跨界知识融合，促使车企与5G、AI共建自动驾驶算法平台（曹阳春，2023）。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技术标准协同专利许可机制通过交叉许可，有利于降低技术壁垒（张利飞、张嘉文，2024；徐常塑等，2025），而标准联盟的构建对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价值。
随着智能网联技术、固态电池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一个激烈竞争的颠覆性爆发阶段。政策驱动、技术创新与市场演化三者形成的协同效应不断重塑其价值网络体系，产业呈现出无边界化（张枢盛、陈劲，2023），从单纯的硬件制造变成一个涵盖“硬件+软件+服务”的集成度更高的产业。在制度机会窗口的推动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与市场风险。这种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带来经济价值与长期优势（陈字理等，2022），还加速了“技术-市场”的正反馈循环，为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提供制度保障。例如，5G+边缘计算支撑的车路云一体化具有颠覆性潜力（Jin等，2024），一定程度可以实现全域感知数据实时交互。对现有电池产业来说，固液混合电池并非颠覆性技术，而全固态电池具有颠覆性的潜在风险（欧阳明高，2024）。
技术范式变革推动产业竞争呈现“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一方面，Transformer模型的引入显著提升自动驾驶在长尾场景的处理决策能力（唐小林等，2024），推动汽车产品从“传统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第三空间”转变升级。另一方面，汽车企业针对网约车等细分市场开发专用车型（宋利、郑荣荣，2025），实现市场主导逻辑从需求响应向需求创造的转变。此外，在价值创造方面，产业生态系统不断演化为多边和多元价值共创平台。例如，比亚迪e平台开放核心专利（胡登峰，2021），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赋能汽车产业转型（黄开胜等，2024），共同构建起技术扩散与政策创新的联动机制。目前，我国产业发展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市场加速培育促使技术迭代进入快车道，大算力平台与数据模型的深度融合，推动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产业竞争焦点正从整车制造向关键核心零部件转变。尽管我国具备传统整车制造优势，但增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新质生产力，需要突破固态电池、智能座舱、车路云协同等关键核心技术。
本研究基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理论，在智能网联技术与新能源汽车两者融合的基础上，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对智能网联技术与新能源汽车的研究，明确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区别于传统汽车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为系统解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演化路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具体而言，本研究对现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等相关研究的理论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明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以及剖析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状和研究现状，即融合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等多元化创新技术，构建起“人—车—环境”之间的智能信息交互和共融的新一代汽车，显著区别于传统燃油汽车。其次，通过引入颠覆性技术创新理论，系统梳理其核心概念与构成要素。从技术演进、市场需求演变和政策制度支持三个方面，深入解析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最后，依据颠覆性技术的特征，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颠覆性技术创新演化过程划分为颠覆性探索、颠覆性开拓和颠覆性爆发三个阶段，分析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发现其演化过程始终遵循着颠覆性技术与主流技术竞争迭代的本质逻辑。
目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作为融合多领域前沿技术的新兴概念，尚未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这一研究空白与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电动化转型的战略需求形成鲜明反差。在产业实践层面，我国亟须通过攻克关键核心零部件技术壁垒，构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球产业竞争优势。在理论层面，现有文献对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概念内涵、特征及发展现状的研究仍显不足，缺乏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颠覆性技术创新发展机制的系统性研究。对此，为深入解析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演化路径，应进一步采取案例研究和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解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如何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整个汽车产业生态重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基于地域差异、企业战略等差异化视角，以横向对比视角，剖析国内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发展机制，为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突破“卡位竞争”困境提供“中国方案”。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共益型科技领军企业促进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能级跃迁的创新引领机制研究”（编号：24BGL048）资助。
黄天蔚 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北产业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武汉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 新华社.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EB/OL]，https：//，2025年4月19日访问中国政府网.
[2] 新华社.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https：//，2025年04月19日访问中国政府网
